隨著“雙碳”目標的確定，碳管理已從企業形象工程的“錦上添花”升級為決定資本流向、供應鏈準入與市場份額的“生死線”。

政策層面，強制披露與碳定價日趨嚴苛；金融層面，綠色信貸與可持續融資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成本結構；消費層面，“碳標簽”與低碳生活方式讓品牌聲譽與排放曲線同步跳動。多維合力下，若企業無法將碳管理納入戰略與治理核心，不僅會錯失政策紅利，更將因融資收緊和客戶遷移陷入競爭劣勢。反之，率先實現碳排放數字化、目標科學化與行動場景化的企業，將在綠色轉型浪潮中獲得成本優化、技術迭代、品牌增值的復合紅利。

在激烈的市場和監管博弈中搶占先機，企業必須將減排愿景落到實處，這樣才能在減排“突圍戰”中取得勝利。本文將立體呈現企業碳排放全景，系統解析溫室氣體“四大范圍”，并勾勒一條貫穿廠區、價值鏈直至終端消費的系統減碳路線，為企業制定降碳戰略、落地減排舉措提供切實可行的思路與方法。

范圍一：聚焦“自家煙囪”后的技術與賬單

在企業碳管理的四大范圍中，范圍一主要聚焦“自家煙囪”，直指企業直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排放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動，包括鍋爐燃燒產生的煙氣、廠區內燃油車輛的尾氣、核心工藝過程中的逸散排放，以及空調與制冷系統制冷劑的泄漏等。這些排放往往與企業的日常生產緊密相連，既能直觀反映能源使用效率，也常因數據可獲得性而最早被納入管理清單。

在范圍一的核算層面，最常用也最被監管機構認可的方法是“實物量×排放因子”。企業只需按燃料消耗量、制冷劑補充量等實際數據，與國家公布的排放因子相乘，即可得出年度排放總量。得益于方法簡潔透明，內部審計與外部驗證的成本都相對可控。

為了減少范圍一排放，企業常見的技術路徑首先是燃料替代，從高碳的煤轉向天然氣，再升級到更清潔的氫氣或可再生燃料（如生物質）。在物流與內部運輸環節，柴油叉車與貨運車輛正被電動化車輛取代，兼具降碳與降噪雙重收益。在生產環節，通過自動化與“黑燈工廠”，可以減少原料浪費與多次返工，將能源需求降到最低。這些措施雖然各有投資門檻，卻在許多行業形成了可復制的成熟經驗。

經過十余年的技術迭代，“低垂的果實”被采摘，范圍一的技術紅利正逐步見頂。新增減排往往需要更高成本，卻只能帶來邊際遞減的收益。隨著成本收益比的持續下降，領先企業正把目光投向更具潛力的外部能源采購范圍二和供應鏈協同減排范圍三。

范圍二：綠電與綠證打破排放抵扣瓶頸

近年來，外購能源（主要是電力）所產生的范圍二排放迅速躍升為碳足跡中的主角。范圍二的計算與范圍一相似，即“用電量×所在電網排放因子-綠電抵扣”。只要掌握年度用電總量、當地電網發布的排放因子，并扣除已確認的實際綠電或綠證對應電量，企業便能迅速得出可報告、可審計的數據。

企業用電量主要受工廠規模與運營模式影響，雖然通過精細化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削減用電，但為確保生產順暢，其整體下降空間仍然有限。隨著國家能源轉型的深入推進，電網排放因子雖持續走低，但這一進程已超出企業自身可控的范圍。因此，采購綠電或以綠證抵扣排放，已成為企業實現范圍二減排的幾乎唯一可行途徑。

企業獲取綠電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自己建分布式光伏或與發電商簽長期購電協議（PPA），直接用上可再生電；二是在國家綠電交易平臺買“證電合一”的綠電，綠電和綠證一起獲得。如果暫時不需要實電，只想抵消范圍二排放，也可登錄綠證交易系統像網購一樣買單獨的綠證，并在系統里“注銷”后用于環境、社會、治理（ESG）披露。

自2021年國家級綠電交易平臺上線以來，市場日益活躍，企業能夠直接對接風光發電資源，與自身用電需求精準匹配。然而，跨省份“西電東送”電網調度限制和虛擬電廠調節能力尚待完善，意味著電力消納側的實際綠電比例仍受區域資源稟賦和輸電瓶頸掣肘。領先企業正通過分布式光伏、“源網荷儲”一體化、參與虛擬電廠調度等方式提前布局，以滿足未來更嚴格的范圍二碳核算規則。

范圍三：價值鏈協同的“最硬骨頭”

范圍三是指企業在其價值鏈中產生的所有其他間接排放，包括供應鏈上下游的排放、商務差旅排放、員工通勤排放、廢棄物處理排放等。

范圍三是碳排放計算與控制中最難的減排范圍。在推進范圍三減排過程中，企業普遍面臨3大難題：對供應鏈缺乏直接控制權，排放數據缺口難以填補，減碳投入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

對大多數制造企業或零售企業而言，80%以上的碳排放并不發生在自家工廠，而是潛藏于原材料開采、零部件生產、物流配送、產品使用與報廢等環節。這些環節往往掌握在跨國供應商、獨立承運商乃至終端消費者手中，企業想“伸手”卻苦于權限不足。即便部分核心供應商愿意配合，但缺乏統一的數據口徑、檢測能力和信息披露機制，也讓排放核算的精準度大打折扣。

更具挑戰的是，供應鏈減排常常伴隨著相對較高的改造成本（如工藝升級、可再生能源替換、循環設計等）。對下游品牌商而言，這些投入能否在市場中轉化為溢價、忠誠度提升或政策激勵，往往缺乏可量化的參照。

應對此局面，可采用“四步法”，即“算清、選準、談攏、帶動”。企業通過測算找出高排放的關鍵供應商，再以采購合同條款和激勵機制為杠桿，引導甚至倒逼其實施脫碳舉措。蘋果與宜家的實踐為行業提供了標桿，前者要求全球供應商100%使用可再生電力，并配套資金與技術支持；后者則通過推廣LED、回收舊家具等循環經濟項目，將使用階段和報廢階段的排放重新納入自身可控范圍。可見，范圍三減排不僅是責任擔當，更是企業議價權和品牌力的集中體現，領先企業在重塑供應鏈的同時也在改寫行業競爭格局。

范圍四：避免排放的價值與邊界

范圍四又稱“避免排放”，即企業通過其產品、服務或商業模式，幫助價值鏈外部的其他主體減少或避免原本會發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它衡量的不是企業自身或供應鏈里的排放量，而是與傳統基準方案相比，因采用低碳替代方案而少排的那一部分。范圍四的定義是由世界資源研究所提出，旨在幫助企業評估和報告其產品、服務或技術帶來的“避免排放”量。通過量化這種積極的社會影響，企業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貢獻。

目前，范圍四的發展正從自愿概念迅速邁向有章可循的新領域。

國際標準層面，ISO 14069與《溫室氣體核算體系》（GHG Protocol）正加速將“單獨披露、不得抵扣”原則寫入新版指南，并借鑒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碳核算金融聯盟的方法學，預計2025年—2027年進入正式監管框架。

數據方面，投資者聯盟與第三方機構啟動全球排放因子數據庫與區塊鏈開放協議，旨在為企業提供統一的基準場景和互操作接口。

市場方面，監管部門與資本市場已將“避免排放”列為鼓勵披露項，金融機構亦把范圍四數據視為低碳投資的佐證。

企業實踐方面，蘋果、宜家、道達爾能源等企業已將客戶“避免排放”量納入年度報告并接受第三方審計。

目前，統一方法學、開放數據、資本偏好、審計深化四股力量正匯流，令范圍四從附加信息升級為衡量商業模式低碳貢獻的硬指標，搶先建立數據與核查體系的企業將占得先機。

總的來說，范圍一技改紅利漸盡，范圍二綠電與綠證市場日漸火熱，范圍三的協同能力決定議價權，而范圍四正成為衡量商業模式的硬指標。未來3—5年，監管部門將可能把“避免排放”納入強制披露，碳定價與綠色金融進一步收緊。低碳轉型不再是早跑者與慢跑者的差距，而是“跑”與“退場”的分水嶺。能夠把碳減排嵌入治理核心、打通廠區到終端消費全鏈條的企業，將在下一輪綠色經濟浪潮中取得先發優勢，并把低碳能力內化為可持續增長的底層邏輯。

聲明：本文轉自環境經濟雜志，作者潘伊人、李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不代表本網站觀點，僅供學習交流之用，不做商業用途。如文中的內容、圖片、音頻、視頻等存在第三方的在先知識產權，請及時聯系我們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