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與綠色發展需求差距較大

近幾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體上保持了持續增長態勢，從2001年的1166.7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9539億元。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多年平均保持在1.5%左右，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過程，從2001年的1.05%增加到2010年的1.84%；自2010年之后，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開始逐年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1.15%。

當前，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度遠未達到生態環境質量全面持續改善的水平。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國家環保投入一般占GDP比重高于2%，達到3%才能使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改善，在投資高峰時期占比更高，且投資高峰一般可持續10年以上[8]。我國當前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僅達到有效控制污染的水平，距離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并持續保持，環保投入占GDP比重尚需增加1.5個百分點左右。

到2035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據相關研究[9]，屆時我國GDP年均增速將保持在5.5%左右，預計達到200萬億元。按照世界銀行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占GDP比重的3%測算，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應達到6萬億元；按投資拉動系數1∶1.25估算，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預計拉動GDP增長7.5萬億元；按每100萬元增加1個就業崗位保守估計，至少增加非農就業崗位600萬人。

綠色發展標準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綠色發展標準涵蓋設計、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各領域，主要包括生態環境保護標準、生態設計標準、綠色制造標準、綠色產品標準、節能節水節地技術標準等。

發達國家高度重視綠色發展標準建立，德國制造4.0、美國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英國工業2050戰略等均包含很強的綠色化要求。我國已發布的綠色發展相關標準在污染防治、資源節約，以及引導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一是綠色發展標準體系尚不健全。綠色標準還處于起步階段，僅少數標準針對源頭進行控制，且集中在產品層面，尚未形成涵蓋設計、生產、流通、消費等各領域的綠色標準體系。

二是污染物的產生與排放以及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研究，做好清潔生產標準與排放標準、排放標準與環境質量標準之間的銜接。

三是生態環境保護標準制修訂工作亟待加快。現有部分標準存在標齡較長、項目缺失、限值偏寬等問題；配合排污許可的實施，標準的精細性也需進一步增強；相關配套監測方法標準與規范仍有不足；風險評估相關標準需盡快制定以滿足管理需求等。

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綠色發展的對策

目前，有效應對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復工復產、復市復業是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為適應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戰略需求，應當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倒逼作用，做好生態環保新基建頂層設計，推進“綠色復興”，打造綠色發展新動能，以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構建綠色發展標準體系，引導建立綠色生產方式

貫徹新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要求融入設計、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各領域，推動建立綠色發展標準體系，引導和倒逼形成綠色生產方式。

一是組織開展現行標準梳理和評估，加快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標準制修訂工作，加強標準的風險防范功能，增強標準在排污許可和環境保護稅等應用中的協調性，強化企業全過程環境監管。

二是完善綠色設計、綠色制造、綠色流通標準，打造綠色設計平臺，培育可復制、易推廣的綠色工廠、綠色工業園區、綠色供應鏈。

三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標準，在鐵路、電力、汽車、通信、新能源、鋼鐵、交通、建筑等行業樹立一批優質綠色品牌，為全球環境治理和綠色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營造良好市場競爭環境

建立符合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要求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疏堵結合，獎罰并用，以環境經濟政策“組合拳”引導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一是開展環境經濟政策評估，加強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配套措施和能力支撐建設，提升政策實施效果。

二是推進綠色稅收改革，提高對原生資源征收資源稅的稅額，將農藥、化肥、塑料包裝等污染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提高資源再生、節能節水和環境保護專用設備、環保科技創新企業所得稅等稅種的稅收優惠，試行污染治理企業增值稅返還政策。

三是深化綠色產品優先采購、財政補貼等優惠政策。探索建立押金返還制度，在飲料容器、鉛蓄電池、報廢汽車等重點產品消費量大、回收處理體系相對成熟的地區開展押金返還制度試點示范。

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實現經濟增長動能轉換

充分發揮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實現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重要作用，建立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和渠道，加強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監管和風險防范。

一是建立健全環境污染治理多元化投入機制和渠道，逐步由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向以企業、社會投入為主轉變，探索項目融資、租賃、股票債券、BOT、專項基金和綠色銀行等融資方式。積極爭取國際金融組織、國外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優惠貸款和援助。

二是加強政府環保財政投入監管，把環保投入指標列入地方政府向人大匯報的重要內容，對一些環境污染重、歷史欠賬多的地區設置環保投資比重硬性約束。

三是鼓勵社會資本投資環保領域，完善環保投入頂層制度設計，合理分配政府和企業責任，有效防范PPP等債務危機風險。

做好生態環保與新基建的融合發展，培育壯大生態環保產業

我國環保技術、裝備、產品和服務的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水平較低，環保產業的總體供給能力基本能夠滿足當前需求，但尚難以滿足和適應未來環境管理和環保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加強環保產業管理，鼓勵和支持重大環保技術裝備研發和產業化，加快發展環境服務業，推動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經濟綠色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

一是加強生態環境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生態環境領域國家級、部級創新平臺、大數據平臺、大型儀器設備共享平臺等建設和布局優化，加強環保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打造領域齊全、層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生態環境工程科技創新平臺體系。

二是加快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智能化升級，充分挖掘和深度開發利用全國經濟普查、土壤詳查及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加快建設信息化、智能化、網格化的國家環境管理平臺，全面提升生態環境監測評估、預報預警、監管應急支撐能力。

三是選擇若干環保產業發展基礎好、潛力大的典型地區，開展環保產業推進的試點示范，形成環保產業創新發展新高地。加強環保企業“走出去”戰略，推動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環保產業合作與交流。

加快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為綠色發展提供原動力

綠色技術是綠色發展的原動力。建立和完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和激勵機制，打造綠色技術創新鏈，以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綠色發展。

一是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強化政府從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對中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扶持和激勵作用，包括政府財政補貼、綠色產品稅收優惠等政策。

二是圍繞綠色發展的重大問題，瞄準綠色設計、綠色工藝、綠色制造、綠色回收等關鍵技術，突破生態環境保護“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加大綠色技術裝備的研發力度，打造引領產業發展的綠色核心技術體系。

三是創新環境管理技術方法，支撐現代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構建區域性、流域性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技術體系，推進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區域、流域的綠色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