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當30億欠款將各家企業逼上法庭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賬本上的數字困局，更是一個行業在沉迷規模擴張后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集體覺醒。

2025年，環保行業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訴訟潮”。多家環保企業因應收賬款長期拖欠，選擇通過法律手段向業主方追討欠款。

這一現象不僅折射出環保行業資金鏈的脆弱性，更暴露出行業轉型期深層次的矛盾。

一、五家環保企業集體追債，追討欠款超30億

第一季度剛結束，就已發生5起環保公司起訴債主追討欠款的官司。

3月24日，金達萊發布公告稱，公司已向南昌市新建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蕪湖市三峽三期水環境綜合治理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蕪湖三峽三期公司”）支付設備和運維款、律師費等共計4540萬元。

3月5日，卓錦股份發布公告稱，公司與與滕州市城鎮土地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的建設工程合同糾紛已經達成調解意向，滕州城投將分6期支付欠款共計2094.81萬元。

2月25日，正和生態發布公告，因被告長期拖欠工程款項，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太原龍城綠地植物園有限公司、上海綠地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和太原植物園支付工程款1.24億元及利息1192萬元，合計1.36億元。

2月20日，節能鐵漢發布公告稱，公司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申請仲裁，要求貴州鐘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支付本息合計29.09億元。

2月5日，萬德斯公告稱，公司派專人多次與被告周口市淮陽區城市管理局溝通催款，但對方仍未按約履行，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已經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前提回顧：2024年9月，雙方達成調解意向，淮陽城管局同意分5期支付1369萬元處理費用，但截至2025年2月5日，僅支付200萬元后剩余款項未付。）

僅這五起環保訴訟案件，追討欠款金額總計就已超30億元，幾乎形成“集體追債”現象。

且原被告方覆蓋了不同類型的主體單位，涉及有環保公司起訴地方國企的，也有上市環企起訴地方行政機構的，還有央企子公司起訴地方國企的等。

不難看出，項目墊資后被迫通過法律手段維權，已經開始成為現在環保企業的一種困境趨勢。

二、行業陣痛集中爆發的「三大核心癥結」

這場席卷環保行業的"訴訟潮"，表面看是應收賬款糾紛，實則折射出整個環保產業鏈的深層矛盾。

從五起典型案例中，《環保水圈》也為大家梳理出三大核心癥結：

癥結1：地方政府的財政收緊是環保項目欠款的核心原因之一。

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管控趨嚴，部分市縣財政吃緊，直接導致環保項目付款延遲。例如去年中金環境子公司起訴清河縣政府的案例，正是地方財政支付能力不足的縮影。

而從周口市淮陽區城管局分期付款協議僅履行15%的結果來看，同樣反映出基層政府環保支出的捉襟見肘。

另外，環保項目往往成為財政支付優先級最低的領域。據某環保企業負責人透露：“地方政府會優先保工資、保民生，環保賬款往往被列入‘可拖欠’清單。”

癥結2：環保項目普遍采用“墊資建設+分期回款”模式，同時合同條款對支付節點的約束力不足。

現在很多環保項目招標要求環保公司墊資超70%，部分市政項目甚至要求100%墊資。而與之錯位匹配的，往往是超長的回款周期、極低的項目利潤。

例如，某環保公司被迫承接低利潤政府項目，該污水處理項目毛利率僅3.8%，卻需墊資2.3億，回款周期長達12年。

部分企業為搶占市場份額，還會主動提高墊資比例和延長墊資周期，形成惡性競爭。

而合同條款對支付節點的約束力薄弱，通常主要表現在模糊的時間約定、彈性免責條款、缺乏違約懲罰機制等等方面。

比如某環保子公司與一建設集團的合同糾紛中，業主方就曾以“項目未批復”為由拖延支付設備款超百萬元，暴露出項目審批與付款義務脫節的問題。

癥結3：盡管環保企業積極通過訴訟維權，但司法保障不足和執行效率低下仍制約成效。

萬德斯的起訴案例就十分具有典型性。萬德斯從2024年8月起訴，到9月達成調解，再到半年后僅收回200萬元，執行率不足15%。現在，它只能再次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結語

2025年第一季度的這場環保企業“訴訟潮”，恰似一記重錘，看似是行業陣痛的集中爆發，實際是市場機制倒逼行業走向成熟的洗牌過程。

當30億欠款將各家企業逼上法庭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賬本上的數字困局，更是一個行業在沉迷規模擴張后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集體覺醒。

畢竟，守護綠水青山的前提是，環保企業不再為“討債”疲于奔命、真正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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